礼品单-仕与隐:杜甫天宝前后的两次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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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宝前后,杜甫的两次移居很值得注意:一是约开元二十九年(741)从位于洛阳之南陆浑山的陆浑庄移居到洛阳之东首阳山的土娄庄,二是天宝十三载(754)移居到长安杜曲。两次移居,杜甫的心态颇有不同。移居土娄庄后他曾云:“幸遇圣主,愿发清机。”(《祭外祖祖母文》)实为追求仕进之途的开端。移居杜曲时则云:“故将移住南山边。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曲江三章章五句》其三)似标志着这条路的终点。但是,他从离洛阳城内稍远的陆浑庄移居到近郭的土娄庄,再转移到京师长安,在空间上呈现为向政治中心逐步趋近的轨迹。这样来看,他的两次移居就显得颇意味深长。

  从陆浑庄到土娄庄

  杜甫在《祭远祖当阳君文》中自云,他于开元二十九年或稍前在首阳山祖茔旁边筑建土娄庄居住。笔者曾撰《杜甫在洛阳居地的转移与心态的转变》一文,认为他乃从距洛城稍远、位于其南陆浑山的陆浑庄移居到了近郭的首阳山土娄庄。

  他移居的原因不一而足,但心态上由隐居漫游转向追求仕进乃是其中主要者之一。如移居土娄庄后不久祭奠外祖外祖母时,即郑重表达了“幸遇圣主,愿发清机。以显内外,何当奋飞”(《祭外祖祖母文》)、打算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志愿。杜甫欲追求仕进,为什么要移居?这涉及唐代文人别业和其生活之间独特的关系问题。我们可通过诗人李颀的例子来窥其一斑。李颀在洛阳的居所可知者有东川别业和东园两处。他在《晚归东园》诗中写道:“出郭喜见山,东行亦未远……请谢朱轮客,垂竿不复返。”《放歌行答从弟墨卿》诗云:“虽沾寸禄已后时,徒欲出身事明主……由是蹉跎一老夫,养鸡牧豕东城隅。”这是描写他在东园的生活。《不调归东川别业》诗云:“葛巾方濯足,蔬食但垂帷。十室对河岸,渔樵只在兹。”《缓歌行》云:“男儿立身须自强,十年闭户颍水阳。业就功成见明主,击钟鼎食坐华堂。”这是描述在颍阳东川别业的生活。对比两者大致可见,东园在洛阳东郭外,李颀在此居住时主要是一种欲追求入仕的心态,可兼顾隐居和城内交游两种生活。东川别业在颍阳,距洛城稍远,他在此居住则主要是闭门读书和不调后长时期归隐的心态和生活状态。从李颀的两种别业生活中,不难窥得居住地和文人生活之间微妙的关系。杜甫在欲开始追求仕进之时,从距离洛城一百多里的陆浑庄移居到三十里上下的土娄庄,应该也有这样一层原因在其中。

  从洛阳到长安杜曲

  杜甫《夏日李公见访》诗云:“贫居类村坞,僻近城南楼。”《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云:“轗轲辞下杜,飘飖陵浊泾。”表明他后来居住在了长安杜曲、下杜一带。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考他移居下杜在天宝十三载春。

  这次移居,是杜甫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此前移居土娄庄,是其人生追求从以漫游隐居为主转向以仕进为主的标志,天宝五载(746)赴长安则是这一转变从心态层面走向实践的开始。天宝五载以来,杜甫在长安求仕虽然不顺利,但也不至于丧失希望。九载、十载向玄宗献《三大礼赋》、诏试文章失利,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其事详见《进封西岳赋表》)。因为,在已深得玄宗赏识眷顾的情况下,权相李林甫都能作梗,使他依旧无法入仕,以后还可能有更好的机会吗?所以杜甫自料此生将与仕途无缘,绝望地表示欲“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曲江三章章五句》其三)。

  不过,这只是移居长安之举的内涵之一,它还有另一层内涵。稍前,献赋、诏试文章失利后杜甫曾表达欲隐居终老的打算:“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故山多药物,胜概忆桃源。”(《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杜甫的故里在洛阳一带,如真想彻底隐居终老,那里无疑是最理想也最便利的选择。但他最终选择的却是长安。费此周折从洛阳移居到长安,其实透露出他骨子里还是放不下仕进,当然仕进与他对国计和黎民的牵念息息相关。我们可对比岑参。岑参开元年间在洛阳一带有嵩阳别业等居所,他在《感旧赋并序》中云:“十五隐于嵩阳,二十献书阙下……我从东山,献书西周。出入二郡,蹉跎十秋。”他大约在开元二十六年(738)移居长安终南山双峰草堂,天宝三载(744)进士及第。岑参移居长安的时间颇值得注意。因为玄宗前期常巡幸东都洛阳,以开元二十四年(736)十月返回长安为界,以后没有再到过洛阳。这意味着,开元二十五年之后,随着朝廷巡幸的不再,洛阳的政治氛围开始减弱。岑参当时正处于追求仕进状态,他以前常出入洛阳、长安二郡,开元二十五年之后则主要需出入长安一郡,移居长安显然是为了“献书阙下”之便。杜甫在天宝十三载移居长安,应该说也有着和朝廷所在地保持接近这样一层目的。

  移居对于杜甫的意义

  开元二十九年至天宝十四载,是杜甫着力追求仕进的人生阶段,其间两次移居显然和他这阶段的心态、追求有着密切关系。其中道理并不难理解。唐代文人的人生追求由仕和隐两翼构成,即他们既需追求入仕以实现人生价值,也热爱隐逸栖居生活。而在长安、洛阳这样的都城之地营建别业这种靠近或模拟山水自然环境的居所,正是他们借以实现这一双重性生活的最佳途径。白居易《中隐》诗云:“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即道出了都城园林别业和文人这一仕隐兼顾生活追求之间的关系。在此视野下我们来看杜甫和他的两次移居。他的陆浑庄、土娄庄、杜曲居所其实都属于都城文人别业,本就是主要为满足上述生活而建。他之所以营建新的别业、在其间移居,乃是在个人人生追求和政治社会形势变化的背景下,为更好地满足上述生活需要,而对居地做出的适当调整而已。

  开元二十九年移居土娄庄,是因为他要转向以仕进追求为主的生活。这种生活同样是栖居和都市交游兼顾的状态,只不过这时都市交游活动更急需,在生活中占的分量加重,而陆浑庄离城内稍远,所以新建一个更近城的土娄庄,以便出入城内。天宝十三载移居长安杜曲,和他心态、人生追求的变化有关,也和天宝年间玄宗不再巡幸洛阳,洛阳政治氛围减弱的形势有关。他最初赴长安,“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以为可很快入仕,所以没有在那里定居,只是一种客旅生活。遭遇天宝十载献赋之事打击后,他意识到入仕机会渺茫,但又割舍不下政治理想的追求,所以开始考虑在长安以常态性的生活方式去做长期谋求。营建杜曲别业,移居于此,应该说正是出于这样一种需要。当然,杜甫移居当年的十三载秋,长安霖雨六十馀日,京城米贵(参看《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不得不把家小寄居于奉先县。这是自然灾害所致,和这里所论并不冲突。

  总之,天宝年间前后,杜甫的居所和居地两经变迁,驱动他移居的动力无疑主要是仕和隐这两大人生主题在其心目中所处位置的消长。但是,变迁中其实一直蕴含着两个不变的主题,即别业和都城:三处居所都是别业,都不远离两京。因为,都城文人别业本身就是为承载文人仕和隐两重生活而产生并兴盛起来的。

  (作者:胡永杰,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礼品包-海关总署:跨境电商进出口4195亿元 同比增长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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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一季度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李魁文表示,一季度,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4195亿元,同比增长46.5%,其中出口2808亿元,增长69.3%;进口1387亿元,增长15.1%。海关总署将与有关部委一道,不断创新优化监管制度,支持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健康有序发展。

礼品单-作家梁晓声:一个时代的书记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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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4月11日电 题:作家梁晓声:一个时代的书记员

  记者 应妮

  以115万字三卷本《人世间》于2019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之后的一年,梁晓声又推出一部全新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

  斯时,这位作家已经71岁。新作关于女性命题的书写,再次击中时代的靶心。

  “她”,令作家念念不忘

  作为一个密切关注现实的作家,从最早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等关心知青的命运;到现在,梁晓声最关心普通底层人民的命运。

  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用现实主义的笔法写了普通人的奋斗史:一个1982年出生的女性,出生后被遗弃,但在随后的人生成长中的奋斗。

  梁晓声表示写这样的人物已经想了很久,曾经他在一篇旧文中写过,“如果有上苍的话,给我的感觉是,它似乎有意识的、分批次地让某些贫困的家庭选送责任的种子,当这些子女们长大之后成为这个家庭的责任成员,他们能撑起那样一些贫困家庭的屋顶。”

  他至今记得2000年收到的一封读者来信,说她小姨就是这样的女孩,最早离开贫困农村到深圳打工,不但把几个姐姐家孩子的工作安排在了深圳,甚至村里张家、李家都会到深圳找她,感觉她的那个小房子非常像某村办事处。“那个小姨早晨起来找鞋子要上班的时候,像跳芭蕾舞一样,在孩子们之间跳来跳去,因为沙发上、床上、地上已经睡满了同村的男孩或者女孩,这个细节给我很深的印象。”

  因为这个印象太深,梁晓声始终就觉得,这样一个小姨的形象应该摆放在他哪部作品中。“在《人世间》,我没有余地把她放进去。这是我的一个遗憾,所以这个初心一直在纠缠着我,完成了《人世间》之后,我觉得我要为这样的小姨单独立一个传,她不只是一个个体,她代表着那个年代许多这样肩负起家庭的,家族的,扶贫责任的一些孩子们的身影,所以也是使我非常感动的一些青年。”

  “人”,要有为人的善良

  梁晓声坦言,十多年来一直想写关于“80后”的青年,写他们在刚步入社会、参加工作后的人生,给所有的“80后”鼓鼓劲,尤其给那些在北上广拼搏的“80后”们,希望给他们带来一种动力。

  在他的观察中,当“80后”大学毕业时,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在那个年代已经是‘愤青’了,对于那些出身强于别人、还拥有优渥资源的同代人,有一种忿忿不平。我们那时候大学毕业生还是天之骄子,而现在的‘80后’不仅要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还有更大的收入差距、生活品质差距,直面这些差距,还在继续努力工作,我挺佩服这些年轻人的。”

  小说聚焦于“命运”这个主题,并提出人有“三命”:一是父母和原生家庭给的叫“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经历决定的叫“实命”,三是个人文化给的叫“自修命”,梁晓声进而总结“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如同书中的“我”,因为是女孩被父母遗弃,命运随之转变,从农家到了知识分子家庭,此后“我”在深圳找到爱情、收获友情、感悟亲情,然而“命运”却要我交出不到四十岁的生命……与此同时,原生家庭的亲情绑架从未停止,生活在底层的亲人提出各种要求,“我”虽然愤怒无奈,却也总是不能袖手旁观……

  一以贯之的是,他依然想通过此书来传达,作为人最重要的善良。

  在书的结尾,他写了一句话,“我善良、我宽容,我坚韧,我成为我。”在梁晓声看来,如果一个人不善良,如果我们从小都没有对他(她)进行善良教育,他(她)以后绝对没有任何事业可谈。即使他(她)凭分数进了大学,以后的人生也是堪忧的。

  作家,时代的书记员

  在梁晓声一篇《普通人要怎么度过自己平凡的一生?》的访谈中,他提出“一个时期以内,我们的文化形态存在着我大不以为然的现象,一种对于金钱财富和地位的过分的、巨大泡沫般的追捧。而这实际上是对平凡普通人们存在价值的一种危害和杀伤。”

  而他写《我和我的命》的冲动在于:要通过这本书确立普通者的作用和尊严,普通者可敬的那一面。

  “文化给我们的一种好处就在于,可以适时提醒我们调整自己的人生方向,思考退一步海阔天空。不但要经常问自己,你到底要什么,还要经常问自己,什么才是够?多少才是够?我觉得把这些都和自己对话清楚了之后,可能人生会相对变得压力减轻一些。”他在文中说。

  作为与新中国同龄的作家,梁晓声透露自己确实已经在有意识地退场了,也毫不掩饰自己已经写累了。他现在已经有很严重的颈椎病,或许还会写,但也已经有着抽身离去、不再写作的准备。

  有评论家如是评价梁晓声——他是一个对现实高度关注的人,一个时刻把自己放在时代旋涡中的作家。正如梁晓声的自况,“作家不可避免成为一个时代的书记员”。(完)

礼品单-《用音乐学古诗》助力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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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4月11日电 孔子曾有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古典诗词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结晶,始终闪烁着光芒。

  中译出版社日前推出《用音乐学古诗》一套共两本,包括1-6年级分册、7-9年级分册。内容涵盖了义务教育小学及初中语文教科书必背的190余首古诗词,其中小学版涵盖108首、初中版涵盖85首。小学版自2020年1月上市以来,得到了教育界的老师及家长们的认可,反响热烈。《用音乐学古诗》将古诗词与现代音乐相结合,赋予中国经典诗词沁人心脾的优美传承方式,向世人呈现中国文化的意识、审美和情怀。

  该书作曲及监制刘尊,是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全国关爱各族少年儿童主题教育爱心大使,中国知名词曲作家、资深音乐制作人,首部《唐诗300首歌曲》作曲人。此外,书中还配有翻译大家许渊冲的优美译文,著名画家仇立权的插图,以及林玮博士撰写的诗词赏析,诗里诗外画龙点睛。

  中译出版社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社长)、党委书记、总编辑乔卫兵表示,五千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正是因为我们的世代传承。用音乐学古诗,便是将中华传统文化通过现代音乐的方式永久地流传下去。中译出版社秉承繁荣文化、传承文明的出版宗旨,该书的出版,不仅是一种新的文化创新与尝试,也是用新的文化发展形式将中华文化魅力展现出来,让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重新焕发光彩,其独特性不言而喻。(完)